2021年10月29日至10月30日，由东亚社会学会主办的“第二届东亚社会学会年会”（The 2nd Congress of East As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韩国釜山市国立釜庆大学成功举办。受全世界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国际会议以Zoom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主题是“亚洲的社会转型：在新冠疫情之前与之后”（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sia: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旨在为详细阐述流行病与风险管理的东亚模式，以及比较分析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与之后的不同国家治理模式，提供对话和思考的宝贵机会。同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日本、韩国在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变革性事件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此，作为东亚学者，更能够以这场危机为跳板，对构建新的全球秩序进行想象与思考。
以中、日、韩三国为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社会学学者共襄盛会，我院师生也应邀积极参与其中，社会学系教师尹韬、王立秋，博士生赵旭、李天朗，硕士生卢宇佳5人参加了社会理论分论坛并作英语小组报告。社会理论分论坛中，名者云集，主要有中国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日本成城大学矢泽修次郎（Shujiro Yazawa）教授，韩国釜山大学金成国（Seung Kuk Kim）教授、韩国首尔大学韩相震（Sang-Jin Han）教授，法国里昂大学劳伦斯·罗兰-伯格（Laurence Roulleau-BERGER）教授等。
在社会理论分论坛中，尹韬副教授以《嫁接：戏曲与国家法在当代中国的翻译》（Grafting: Folk Opera and the Translation of State’s law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为题进行报告。他主要通过对中原地区官方发起的一出民间文艺竞赛的描述和分析，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演戏的方式来传播法律和政策的过程。尹韬副教授提出“嫁接”这一概念，以反思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该概念对于反思中国研究中“转型模式”的意义。来自中韩的相关专家对尹韬副教授的研究进行了评议，并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交流，如“嫁接”是否也可以用于当下中国政府的道德教化工程，以及农民对于国家的政策宣传的反应等等。
教师王立秋博士以《在新冠时代回顾阿甘本》（Reviewing Giorgio Agamben in the Era of Covid-19）为题进行报告。他主要以疫情期间人们对阿甘本的错误批评和赞美为线索，通过澄清其论点，对其理论框架做了整体性的介绍。王立秋博士指出首先，阿甘本反思的不是新冠疫情本身，而是权力对疫情的反应和人们对各种“必要措施”过于轻易的顺从。其次，在批判地使用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等概念时，阿甘本并非是在倡导某种与之对立的绝对的法权常态或社会生命，相反，他旨在批判生产这些二元对立的人类学机器。韩相震教授对王立秋博士的发言进行评议，他重申阿甘本理论的重要性，并建议中日韩三国学者合力对它加以阐发，从疫情的现实出发，发展一种东亚视角的、后西方的例外状态理论。
博士生赵旭以《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新探》（The Liberty of Ancients or That of Moderns: A New Exploration of Yan Fu’s Translation from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为题进行报告。她主要通过对严复《群己权界论》和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的比较梳理，并使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一对概念做分析工具，澄清严复与密尔对于“自由”概念实质理解上的不同，同时呈现出严复自由思想的整体图景。韩相震教授评议时指出，在后西方时代对比中西之间对于自由的理解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应该基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等不同视角对自由及自由主义做出新诠释。
博士生李天朗以《从鲍曼的伦理学到相互承认：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再思考》（From Bauman’s Ethics to Mutual Recognition: A rethinking of“Modernity and Holocaust”）为题进行报告。他主要以“从‘为他者负责’到相互承认”为脉络进行发言，分析了齐格蒙特·鲍曼的道德社会学框架，并试图挖掘其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对话。日本矢泽修次郎教授肯定李天朗同学将相互承认与道德行动类比的适用性，韩国高丽大学郑一俊（정일준）教授则就二者类比过程中能否准确区分“伦理”与“道德”进行了讨论。
硕士生卢宇佳以“知识分子：永存的陌生人？”（Intellectuals: strangers who have always existed）为题进行报告。她主要就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现代知识分子是永存的陌生人”为线索进行讨论。她在发言中围绕“以理性为基础、追求秩序和确定性的现代型知识分子，恰好使该群体自身变成了不确定的后现代型世界中疏离的陌生人”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反思。南京大学郑作彧教授对卢宇佳同学的发言进行了评议，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作者对鲍曼的批评，并指出该研究需要继续澄清的问题，即何为区分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标准，例如专业学科的大学教授应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还是专家。
经过为期2天紧张而热烈的对话与讨论，“第二届东亚社会学会年会”圆满落幕。在社会理论分论坛中，我院师生以良好的学养和饱满的热情，展现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治学水平和为学风貌，获得分论坛举办者及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相信在未来，我院将呈现出更强的学术影响力，积极参与到学界学术活动之中，“又成雅集相依坐，清致高标记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