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第十五期读书会已于2013年5月26日晚上18：00在41号楼408（人文学院资料室）举行。本次读书会讨论的书目是应星老师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参加本次读书会的有人文学院郑莉教授、杨国庆副教授、赵岩老师、院长助理曲晓丽老师、综合办主任张辉老师以及社会学系2012级研究生和社会学专业的部分本科生。本次读书会由郑莉老师主持并主评，主报告人是赵若瑜同学，主评论人是王金鹏同学、项娣同学、彭汤漫同学和张津梁同学。
赵若瑜同学首先作了题为《民痛与国伤――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主报告，她认为上访，在中国是十分普遍却又极其复杂的现象。它是叩动我们心弦的悲歌，唱出民众的苦与国家的伤，也是探析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绝佳窗口，清晰地呈现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肌理。赵若瑜同学的报告经由过程-事件分析与利益表达机制的视角，试图分析移民上访事件中的内在逻辑、“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而深刻反思民众与政府对同一话语的不同表述，探索社会长治久安的出路。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自己的报告：
首先，谈论为什么讲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水库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先生认为，“研究水库移民的集体上访会是透视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一个好窗口”。那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打开这个窗口，有着怎样的优势？当我们试图透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兴许会将其中的各类关系定格下来，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进行研究。基于“制度-结构因素对个人行为有效”的预设，我们会更倾向于去关心与回答“这是怎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什么因素造就这类关系模式？”“这一系列的关系模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最终将达致何种结构体？”。而当我们只关注对表面结构的探析，会忽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些关系模式的运作中，有无新的因素生成并发挥作用？”“运作的方式是静态结构在动态生活中的直接展开吗？”。为了更准确地打开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窗口，应星老师试图避免简单地描述信访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关系，转而通过过程-事件分析的方法，“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将政府与民众赖以保持联系各个环节由静态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构成的动态过程。并且认为经由过程-事件分析，国家与社会的概念都被还原成具体事件和人物，被勾勒成一幅幅生动变化着的动态图画。据此，书中的一个个上访事件，不单体现出民众与政府间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的互动，同时体现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上访群体之间的博弈。
再次，她论述了基层“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认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维稳上，各类手段层出不穷，如“瞒上压下”“摆平理顺”、“化瘀导流”、“热点的冷处理”等，但群体性事件和集体上访在全国尤其是农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国内似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维稳越不稳”。 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现象，“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维稳”成为当下社会控制中制造不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维稳工作”是以压制正当利益表达为工作手段。并且稳定压倒一切的态度也误导了政府官员与民众，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揭露与解决原本是正常博弈的过程，而当“维稳”发展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后，是否稳定也就成为官员政绩的评价标准。可能影响稳定的，就不择手段地去息事宁人或粗暴压制，如平县的吴江清副县长粗暴的移民工作方式；暂时不会影响稳定的，就轻视、甚至不予理会，将问题拖延至下任官员到来。长此以往，大河移民也就明白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凭借“闹”的方式去“威胁稳定”，作为施加压力的博弈手段。因而产生上访移民的各类事件，并几乎在上访者中达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共识。
最后，赵若瑜同学认为《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呈现出了一幅幅错综复杂的事件地图之网，地图上的每个“问题标注”都高喊出自身困境。于是我们看到一站又一站被串联起来的问题，而问题从未得到真正根本的解决。纵使此次事件暂时画上句号，同样的故事、同样的诉求在另一个移民的小河村又会不断涌现出来。如同细菌，这些事件不断地繁殖与再生。那么问题俱在，路在何方？从移民上访的事件中提取公因式，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有着共同的症结点――信访体制中输入与输出的缺失。其中输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应当使民众“能看见”。为促进合理信访诉求的输入，政府应当保障信息获取通道的顺畅；第二，“堵”不如“疏”。我们应当完善诉求表达机制；第三，政府应当“能听见”。信访机构设置的不合理，是诱使信访失败的一大因素。此外，持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上访者不妨“拧辫子”，加强对共同利益诉求凝聚与提炼的重视。相较周长发无章法般的单打独斗，山阳乡许老师所组织的诉求准确明晰、上访张弛有度的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行动，明显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而在政治系统中，输入与输出是帮助政府实现自我维持的重要机制，输出并非是终点，而仅是政府自我维持体系中的一环，对输入予以反应，继而以“决策”或“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输出后对环境造成影响，进一步影响输入，循环反复。我国的信访体系存在种种缺陷，导致大量信访事项的输出失败，为改善这一困境，我们不应从信访机构的权力扩充入手。
随后，王金鹏同学、项娣同学、张津梁同学和彭汤漫同学分别对赵若瑜的主报告进行了相关的评论，
首先王金鹏作了题为《<大河>故事逻辑分析》的评论报告，认为《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梳理了两重逻辑，上访逻辑的“说、闹、缠”三字诀和治理逻辑的变通、开口子技术，强调了一种在规则限制下如何采用巧妙的方式达到最终的结果。而赵若瑜在文章中对此的透视是明确了应老师所采用的过程-分析方式，但二者的分析都未对逻辑产生本身作分析。在逐渐深入的阐述中，体制本身的问题不断暴露，而需要明确的是体制是元逻辑的必然产物，而建立在体制之上的官民关系也只是这种逻辑的外延，官民对立并不必然，其来源及绵延到今天的原因在于军事政治的阴影，而传统中国文化本身缺少独立对抗军权的能力，只是在分配的使用权的层面上对君权提出建议，民众作为可能的对抗基体却又不再其考虑范围之内。故千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军权”阴影下的大乱和大治的循环之中，无法摆脱。接着，项娣同学作了题为《“摆平术”与“抗争术”之间的官民博弈――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有感》的评论报告，她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处于加速期，利益分配不均，使得总体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格局继续笼罩着乡村社会。在面临治理危机的中国乡村，实施总体性的社会治理来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国家实施的是一种总体上的“治理术”。而在乡村社会的官民对抗和冲突之中，围绕利益和生存权的争斗，基层政府对于维持正常工作的关注，倾向于发展出一种“摆平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而不屈不挠的抗争，则倾向于发展出一种“抗争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来自高层领导、基层政府和底层民众三种力量的权力博弈十分复杂，而这一复杂的博弈过程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被鲜活的展开，这起典型的集体上访所引发的冲突事件被纳入乡村社会的权力和关系中去分析，描绘了一幅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权力关系图景，揭示出基层政府的“摆平术”和底层民众的“抗争术”之间复杂的官民博弈实质，以及隐含其中的底层无奈上访的阵痛和政府“摆平”权术之间的巨大张力，在官民博弈的纠葛中揭露了移民的疼和国家的伤。继项娣之后，张津梁同学作了题为《无奈中的选择――谈大河移民上访的的原因和解决措施》，他认为大河移民上访有着有着其特殊的背景，如大河现象的误导和上访油子的带动，但上访更多的是大河移民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张津梁同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是大河移民上访的原因和解决的方式。最后，彭汤漫同学作了题为《漫漫长路，何时至“北京”――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有感》，他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身边发生的故事丰富多彩，书刊资料，新闻资讯都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之一。在社会学中，为了能够让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动态的来观察和分析事件，我们需要做田野式的调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则是应星老师深入大河电站对上访移民做调查研究的一个典例。作为读者，我们从中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所叙述的故事历史，而是背后的真相和历历在目的让人感同身受的国家体制。彭汤漫是以较理化的思维，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本书以及书后的故事。
在五位同学报告完毕之后，其他同学也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吴娜同学对赵若瑜的某些观点进行了评论，认为她的文章脉络不够清晰，没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并且看其文章，其找重点应放在“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但是并没有对这种怪圈形成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究，缺乏说服力。徐画同学谈论了一个大家都没有关注的问题，即水利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治水社会，而治水的背后蕴含着社会的自治机制。在传统社会，民间的水利工程都是由村民自发组织修缮，是表现乡村凝聚力的重要形式，但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它是一种权力运作的产物。刘逸文同学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布迪厄的实践逻辑，应星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事件的真实实践逻辑，这与我们日常在课本上展现的理论逻辑存在很大的差异；另一个是权力运作逻辑的形式，其中包括自上而下的运作和自下而上的运作，而信访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形式。
在同学们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后，老师们对同学们的某些观点进行评论，也对同学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做出了回应。
郑莉老师首先对同学们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赵若瑜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过程-事件分析，一个是强国家弱社会的问题。她在谈过程-事件分析时，引入了谢立中老师关于结构-制度的分析，这两种分析并不是对立的，而只是更偏重于哪一方面而已，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分析不足。并且郑莉老师认为应星老师引用的很多参考文献才是这本书的精华，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例如李猛老师的硕士论文《日常生活中的权利技术――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同学们可以尝试着阅读。应星的这本书是实践社会学的一个典范，强调了一种实践逻辑，实践的即时性与整体性，强调的是一种策略的运用，而不是规则的直接套用。因为这本书无法用一条线进行分析，而是无数条线编织的网，我们只能进行过程-事件分析。另外，关于强国家弱社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运用这种说法，就意味着我们将国家与社会进行了二元对立，如果将这种模式直接套入，将会存在很多的问题。接着，郑老师认为王金鹏也是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一开始的“谁错了”，行为之间一定是错与对吗？另外，他对原在逻辑的叙述不清，我们一般在思路背后都会接受了哪一派的观点，但是在应星的书中没有体现。随后，郑莉老师对项娣的观点进行评论，认为项娣文章的线索清楚，对文章的梳理是完全没有问题，从官对民的“摆平术”到民对官的“抗争术”，问题抓的特别准，但是其不足是完全陷入文本中，无法脱离。并且评价方面有点问题，阅读的文献不足，对《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评价只是引用了孙立平老师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核心观点。郑老师认为在没有完全读透文本的情况下，对文本进行评价是没有意义的。而张津梁同学由于是大一学生，社会学理论知识储备不够，所以对文本的理解和阅读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原因-对策分析的思维模式，郑莉老师认为他的思维很清晰，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们读书会的目的是要悬置你以往的思维方式，融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将问题单一归结于政府或者是民众，我们要对一些类似的社会溃败现象进行建设性的批判，而不是进行一边倒的政策解决。最后，郑莉老师认为彭汤漫同学没有注重于细节，有理论性的思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彭汤漫的文章中，它产生了火花，但是并没有让这种火花有了燎原之感，这是需要加强的地方。
随后，杨国庆老师也对同学们的某些观点进行了评论，由于时间关系，杨老师只强调了一点，即规则意识。他认为赵若瑜同学既应该受到批判，也应该表扬。批判是由于没有及时的将文章发给其他的主评论，这对主评论不公平，也影响同学们各自观点间的交流。表扬赵若瑜同学是因为她虽然是法学学生，但是对于社会学的问题，她没有单纯的从法学的视角对社会学问题进行分析，而是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我们要遵循读书会报告的规则，在有效地时间内将自己的核心观点说出来也是一种能力，否则就是无视规则。杨老师还认为，我们再阅读理解文献的过程中，既然遵循实践逻辑，也要重视文本。杨老师的一席话让在场的各位同学受益匪浅。
时间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激烈讨论中悄悄流逝，临近尾声时，老师们鼓励同学们能够再接再厉，期望咱们的读书会能够一次比一次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