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日，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聊斋”书社在41号楼411教室举办了2014-2015秋季学期第一期读书会。本次读书会讨论的内容是社会学经典三大家之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参与本次读书会的有苏国勋教授、 郑莉教授、刘军教授、张翠梅老师、张翼飞老师等社会学系教师，部分本科学生，以及部分新入学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本次读书会由张翼飞老师引导发言。
新入学的研究生首先向出席此次读书会的人员做了自我介绍，自此读书会正式开始。
张翼飞老师首先抛出一个问题：新教加尔文宗所宣扬的神助自助者，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举了新教徒“吃饭”的宗教意义。读书会的前期主要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宋宗澳认为，新教徒的吃饭并非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是为了他还能继续存在于世上并荣耀上帝；汪广雨认为新教徒的日常吃饭行为也蕴含着“禁欲”的宗教精神；赵旭则认为新教徒少私寡欲，只要能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能够吃饱就行。张翼飞老师总结称加尔文宗之所谓“神助自助者”，含义其实是有神助的人体现为“自助”。
张翼飞老师强调，虽则新教徒在资本积累初期通过勤俭节约荣耀上帝的尘世活动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并间接地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此即所谓选择性亲和（selective affinity）。但是张老师接下来话锋一转，当新教徒在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以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便牵涉到了韦伯《新教伦理》一书中的重要概念，即所谓“铁笼”（iron cage）。那么，何谓铁笼？张老师并继续追问道，铁笼为什么会有“轻飘飘的斗篷”转化而来？这轻飘飘的斗篷意指为何？
诸多研究生以及部分本科生就此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此，读书会进入了讨论的第二个高潮。
汪广雨同学找到并阅读了《新教伦理》一书中关于“铁笼”与“斗篷”描述的片段并阅读之。李崇同学找到马克斯・韦伯分别在两个篇章中的论述，通过这两段的参照对比，认为，斗篷强调的是随时可以卸下；为何薄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李崇认为宗教革命以来，禁欲精神已经从远离人世的修道院中走出来并影响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以前，圣徒在修道院中就可以得到救赎，而现在，人们只能在尘世的工作中来得到救赎。禁欲精神业已影响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影响发挥作用的同时，不仅仅信徒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救赎，而且这个扎根在机械文明之基础上的庞然世界，也已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
围绕着“斗篷”与“牢笼”的问题，诸与会人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顾庆、赵旭、刘军、张蔚、韩立梅等诸位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军教授认为，身外之物即是斗篷。何谓身外之物？从新教之观点来看，新教徒基于荣耀上帝的宗教伦理所赚来的钱便是身外之物，此一物体只是证明自己的上帝选民的一种手段而已，本身并不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但是作为一种选择性亲和的结果，新教徒的经济实践带来了关涉所有人的经济秩序，所有人都卷入了经济秩序的牢笼当中，没有人可以逃得出宿命。故而刘军教授认为，身外之物即是“斗篷”，各种逃不出去的社会机制即是“牢笼”。
郑莉教授认为，以前新教徒将职业劳动作为荣耀上帝的手段，而现在，赚钱本身就是手段，荣耀已经远离了理性资本主义的核心意涵。所谓理性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其得益于清教徒的禁欲精神，但是命运却不可阻挡地将人们关进了铁笼里面。理性资本主义一经诞生，便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运转的逻辑，再也不需要荣耀上帝作为终极目的。
张翠梅老师认为，斗篷也好，铁笼也好，其实都是对人类活动的一种束缚。斗篷是禁欲的清规戒律。新教本身的生活方式，助长了近代的经济秩序，本来二者具有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实际上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便从禁欲精神中独立了出来，准此，禁欲对所有人都成了牢笼。斗篷是教义对人类的束缚，铁笼是制度对人的束缚。至于命运，则无论什么原因，既然历史的发展萌生了资本主义，这便是命运与资本主义的结果。
张翠梅老师接着举出了韦伯关于理性资本主义下的人类社会悲观展望的论断：专家没有灵魂，享乐者没有心肝。并认为，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类看似自由，却失去了自我，并再也没有先知为自己指明来路。
张翼飞老师紧接着问道：为什么韦伯会问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的出现？先知和斗篷、铁笼是什么关系？自此，此次讨论进入了第三波高潮。
张翼飞老师认为，所谓斗篷，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新教徒塑造的，新教徒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新教的教义改变了，不需要尘世功劳就可以获得救赎，那么，由内而外，新教徒的所有的尘世行动则都会发生变化，准此，外在制度是可以抛却的，只要教义变换了。而现在，对于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外在制度而非内在道德、教义，是对人的一个整体的约束，像笼子一样捆着我们，想挣脱，但是绝不可能了。至于为什么韦伯在吁求一个全新的先知？乃在于如韦伯所论述的，突破旧有制度的手段，需要的是一个卡里斯马权威。
对韦伯理论有深入研究的苏国勋教授认为，张翼飞老师的问题可以参考韦伯的另外一部著作――《儒教与道教》的最后一章，从儒教与清教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苏教授认为《儒教与道教》的最后一章涉及到了天职和斗篷、牢笼的关系。天职（calling，beruf，vocation）一词，即是一个观念、一个理念，属于上帝的召唤，是思想的层面，同时又是一个实体。所以，天职是蒙受了上帝的祝福的职业，作为一个新教徒，也一定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争取做个职业人，把属世层面的职业（vocation）当做属灵层面的天职（calling）来从事。从这个意义上，职业的属世和属灵是统一的，新教徒的人格才不会是分裂的。而现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铁笼时代，是一个异化的时代，职业人属灵层面的实质已经消失殆尽，人们只把职业当做了赚钱的工具，完全没有了宗教的意味。这时候，人们认为，赚钱越多越好。而真正的新教徒意义上的职业人，不禁要发财致富，还要学会节制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新教教徒的天职，并非赚钱越多越好，而是结合具体情况，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发财，并节制赢利欲望。而到了现代，罩衫/斗篷成了铁笼，脱不掉了。
苏国勋教授同时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进行了展望。苏教授认为，人类的未来最好的社会，一定是扬弃了私有制之后，把人的属灵和属世的层面结合了之后的社会。
张翼飞老师总结道：对于宗教改革时期来说，理性资本主义的敌人是传统主义，而对于现代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反而成了传统主义。打破传统的只能是卡里斯马权威，因此，现代社会亟需一个新的先知。
苏国勋教授和郑莉教授最后对读书方法进行了一番指导。两位教授同时认为，读书一定要读得进去，同时又要走得出来。阅读韦伯的著作，并非一定是要学习韦伯的知识，而是要学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