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聊斋”书社的第37期读书会在41号楼411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读书会讨论的书目是余英时先生的思想史作品《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以下简称《天人之际》）。参与本次读书会的有郑莉教授、刘军教授、杨国庆副教授、张翼飞老师、赵岩老师等社会学系教师，部分本科学生，以及部分14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本次读书会首先由郑鸣九和张津梁同学分别作了汇报。其中郑鸣九同学的展示旨在管窥余英时思想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他的发言基本上是在回应上次读书会基于“余英时是否回应了韦伯的命题”这一激烈的讨论。他承认余英时同意韦伯用三种标尺――宗教理性化标尺、伦理观标尺、信仰和经济的标尺对传统中国进行判断，但却不同意韦伯在此标尺之下对中国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而余英时的《天人之际》这本书就是希望在具体的历史中，指出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理性化的一个误读，他指出，“引证儒家学者的伦理观点，说明他们并无韦伯所谓中国人缺乏清教徒紧张精神的迹象”。
其次他谈到了“史无定法”的具体研究理念，并引用了吴承明对“史无定法”的定义，指出余英时并不是想要回应韦伯，只是从中国历史出发，因事论事，并非因史而论事。郑鸣九同学试图回应了张翼飞老师在上次讨论指出的，余英时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前后论述中的逻辑矛盾，他认为余英时是用适应中国传统的概念来进行诠释，而尽可能避免用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概念以及西方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并指出余英时的研究专注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余英时上本书并没有提及儒家伦理是否对商人的经济行为是否产生了影响。而在《天人之际》这本书中余英时用“内在超越”论证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核心命题就是驳斥韦伯指出的中国文化思想中的无形而上的论断。
然后，张津梁同学也以回应上次讨论的形式作了“中国内向超越的标准在何方”的汇报展示。他指出，韦伯得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论证不足。韦伯之所以说中国没有超越性的原因，其一在于他不够了解中国的禅宗和中国的文化，韦伯的理想型在于普遍性的问题视角和特殊经验的结合，其二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的视角来的，韦伯理想型中此世与彼世的二元分立是问题的关键。然而，余英时认为中国也有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是一种内向的超越，是直指内心的。余英时在这本书中要论述的内向超越就是一种起源于轴心突破时代的超越。最后他也抛出了几个问题：中国的内向超越为什么起源于内心？回应韦伯是否按照韦伯的逻辑？是否又陷入了韦伯的中心观？
接下来杨国庆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报告作了总结。杨老师认为郑鸣九同学的发言基本上与《天人之际》这本书无关，虽说旨在回应上次读书会讨论的问题，但也只是内在关联，这种做法是需要改进的。而张津梁同学围绕这本书提出问题来讨论，这是形式是比较好的。从余英时的论证逻辑来讲，无论韦伯还是帕森斯，这些理论都只是余英时借助的一种视角而已，目的是清理和考察中西文化的异同，揭示出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向度。因此，余英时在论述中国的思想文化时已经抛开韦伯的理论了，找过了另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概念――“轴心突破”来考察了。此书也意在考察中西的轴心突破有何异同，并且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与西方文化中的外在超越不同的内在超越。杨老师指出，张津梁同学对张翼飞老师的回应力度不足，如果能从余英时的论证中找到具体的论述，是更好的。
主报告发言过后开始了自由讨论。首先张翼飞老师就重复了上次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关起门来超越？”他进一步强调上次讨论说的是精神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儒教与儒家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杨老师回答说，杜维明为回应列文森区分过儒教中国与儒家的概念。他指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政治相结合，儒教中国衰落有其必然性，然而儒教中国的衰落并不代表儒学本身与儒家传统的衰弱。而论及是否存在纯正的儒教徒，先秦时期仍可区分，但自西汉以来，儒道合流，儒家思想积极从禅宗和道家中吸取思想，故很难区分。
随后郑莉老师进一步追问了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儒生是社会中的少数，因此还是没有回答儒家思想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影响。韦伯研究的新教是不挑选信徒的，新教徒是“因信称义”，而儒教是社会中的知识精英或士阶层才能接受的，可以说是有挑选的。郑老师强调，韦伯说过，社会学要关注的是逻辑的链条，思想对行为的影响，和行为对逻辑的构建，而不是思想本身讲了什么，也就是儒家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可以变成一种行为。所谓“内在超越”，始终没有一种外化出一种影响他人的力量，仅自己修行没有问题。而韦伯所说的新教，个人作为一个“管家”，自己赚钱但是自己不花，而且一直不停地赚钱，这其中就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力量，一种荣耀上帝的信念。如果避之而不论，那就仅仅是在思想史层面的论述儒家思想了。
杨老师对此回应道，余英时是从社会史视角下回应的，如果从纯思想史出发是看不到思想对行为的影响的，《天人之际》就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史研究。上一次讨论中谈到的汉代循吏，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看思想史的问题。儒家是非常典型的精英论思想，从圣贤到小人，认为圣贤先天就有使命去承担“天道”，以此为己任，故曰“士志于道”。从汉代政局基本上被士族大家所控制，到唐末科举制实行，宋代出现白衣举子，打破了士族大家的垄断局面，儒家思想因此得以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明朝朱元璋更是通过国家推行儒家伦理，总的来说，宋明时期，儒家伦理在社会上影响巨大，但却不能断言中国民间都信奉儒家伦理。虽有圣贤与小人之分，但也采取先赋后教的方式，先让君子承载道，然后让“天下有道”。
从“士志于道”到明朝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王阳明），农工商都觉得自己也可以承载道，最早发生变化的就是商人，所以商人也有“贾道”。上一本书所指的商人精神就是在追求道的过程中精神发生的一种变化，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宋代范仲淹等人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在余英时的论述中就已经有“入世苦行”的意味，商人也不是为了自己盈利和享乐，只是为了践行道。然而这些这在中国历史中只是一条线索，是清理不清楚的。
郑老师又问道，这个“四民异业而同道”中的“道”是什么？这个商人精神又是什么？
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中的信仰和信念是内化的、一种无意识的。与新教徒对比，这种商人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情况在中国一定是少数的。进而言之，这个“道”能否被所有人都接受了？杨老师认为这可以理解成，“士志于道”与荣耀上帝是否有可比性？余英时认为，我们中国一直都有一个跟柏拉图时期相似的东西，就是“道”，《天人之际》这本书就是想清理出“道”这个东西，因为“道”本身是很复杂的概念，它认为不是韦伯认为的简单的“人道”，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的二分。中国的超越是最温和的，并没有与原有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余英时是想说，中国是有轴心突破的。本书追溯到孔子之前的文献，“绝地天通”、“巫”的概念开始出现，个人只有通过“巫”（包括君主）才能与天“交通”。从礼乐传统开始讲，认为“巫”是内在的动力，外在的体现就是礼乐传统，是对“巫”的操作。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突破，其中只具体讲儒家的面向。儒家注入了“仁”的内核，更多人能直接与天进行沟通，不通过“巫”的中介，而通过“心”的通道。如果天是外在于人的，是外在于现实世界的，那就不能称之为内向超越。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内向超越，就是因为我们将天拉到了“心”内。通过“气”（生物之源）的勾连，“道”（价值之源）的路径，人就可以直接与天相沟通。余英时认为“道”具有民间生活与超越世界两个面向。至于商人精神是什么？商人传统的自我认同就是盈利小人，而明朝之后，从墓志铭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商人开始有了“士”的情怀，对自己地位的认识有了变化。
而后张翼飞老师抛出的一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就是“韦伯在《儒教与道家》一书中提到的是谁信儒教？是士大夫阶级，那韦伯为什么不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张国锋认为，除了真正信奉之外，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行为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包括教化），中国人的思想受到的影响是自上而下的。而韦伯更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滋生出来的思想对秩序的构建。赵旭则提问道，明朝以来“四民异业而同道”，那么“道”在各个阶层中都是相同的，这就无所谓亲和性了，也就与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亲和性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要谈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呢？杨老师回应道，宋代主张“得君行道”，好皇帝无为就行，天下是士人共治，这就是“士志于道”的体现，士大夫开始具有主体地位。而朱熹更提出“理义分殊”，天理在皇上身上是找不到的，他通过悟道悟出“心即理”，“觉民”，侧重点更在于底层的人民，而这跟士说不通，与士人最接近的是商人，因此借助韦伯的命题来谈商人精神。
接下来大家又就上次讨论中提到过的“精神与行为的分裂”问题展开了讨论，陈晓冰认为，商人为追求利益可能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而这可能正是“存天理、灭人欲”中被灭的那部分“人欲”；杨老师回应，真正以精神为己任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范仲淹。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就是知道了一定做到；张国锋则认为不然，应该先明确这是一个“应然”还是“实然”的问题？刘军老师延展谈到，儒学与儒家真正的精神在家庭，应该谈家庭伦理。轴心时代形成了几种文明，中国形成的就是家庭文明。士人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来谈“道”，但一般人只有关乎家庭才能来谈“道”。
最后，张翼飞老师又问道，为什么中国没有一种按照儒家伦理来形成共同体来过共同生活？韦伯也知道是中国家产制的制度阻碍了中国宗教的产生，但强调的不够，他应该肯定中国的超越性面向。加尔文教只包括了欧洲的少数人，一开始资本主义只是那一小部分人发展的，因为加尔文教有精神，因而后来资本主义在全欧洲都发展起来。他认为，韦伯就应该回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那“一小撮人”改变一下世界？郑老师回应道，这其中存在文化差异，清教首先是斩断了血缘，这种超越使其不在乎现世中的很多东西。而按照儒家伦理的教化，是不可能出来那“一小撮人”的，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没有清教的那种外在超越，还是针对现世的。杨老师也补充道，孔子一直不敢称自己是圣。拉回内心的“道”本身，虽然存于现世生活中但拥有超越性的面向，所以道就是那种可以感受在身边，但抓不到。修行就可以自己成圣，也可以寻求不朽，这是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
本次读书会虽然没有上一次讨论那么针锋相对般的激烈，但是平静之下也暗藏波澜，思想在碰撞与反思中交融、迸发，想必是一件最美妙的事，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享受的过程。